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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义经传奇:从落难贵公子变成「满蒙之祖」

一、「判官赑屓」

不少人想到日本历史里的传奇人物,除了名成利就的「人生赢家」们外,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一个又一个出现于各种平台的「悲剧人物」。尤其在日本,悲剧人物往往是日本人追慕的对象,而且是他们对现实生活不满时,都会投影到这些悲剧人物身上,希望从他们的「故事」里得到慰藉。

我们从前已经介绍了很多战国时代的「悲剧人物」,这次我们将时代推前,看看在战国时代以前和以后,日本人一直十分歌颂的「悲剧人物」之王,甚至成为了近代日本侵略亚洲的一个重要工具。他就是着名的源义经。

众所周知,源义经是鎌仓幕府创始人.源赖朝的弟弟,但更为人熟悉的,是他们两兄弟最终因为政治矛盾,走上了兄弟阋墙的结局。而且,本文的主角.源义经更最终成为输家,被无情兄长迫赶之下,在奥州衣川(现在的岩手县平泉町)被迫自杀。

不过,从结果而言,作为悲剧人物,必须是这样的下场才能配得起这个称呼。问题是,日本史上被迫害致死的人物何止千百,为什幺源义经成为了日本历史里千百年不变的「宠儿」,被受人们追捧呢?

在分析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可以首先从一个日本语的惯用语来作为切入点—判官赑屓(ほうがん⁻ひいき[Hougan-Hi-iki])。「判官」就是指源义经,因为他曾经担任「检非违使少尉」这个官职,通称为「判官」,加上义经的讳是九郎,因此在不少小说中,都称义经为「九郎判官」。

至于「赑屓」原意是指「拚命尽力相支」之意,加上了前面的「判官」,就变成了「拚命尽力相支」「源义经」的意思,到了现在则变成了「帮助面对强权、强者的弱者」,也就是「助弱抗强」。这个思想充分反映了日本人,尤其是庶民百姓一直以来的精神价值观—讨厌强者、胜利者,同情有实力,但被命运玩弄的悲剧人物。源义经,还有后来战国时代的真田信繁,还有幕末明治的西乡隆盛便是这种例子的代表。

话说回来,「判官赑屓」这个惯用语最早可以追溯至室町时代,而让这个词成为以后日本人都记得的原因,就是那时代成书的小说《义经记》,也就是现时我们认识「英雄」义经故事的基本来源。换言之,「义经传奇」是在室町时代才真正成形的。当然在这之前,《义经记》也不是完全凭空想像的故事,为它打好基础,提供材料的,是鎌仓时代由鎌仓幕府编写的历史书《吾妻镜》和《平家物语》。

虽然《吾妻镜》和《平家物语》是幕府的官撰史书,为平家灭亡和幕府创业盖棺论定。然而,由于两书是夺取幕府大权后,幕府执权北条家为自己的行动赋予大义名分,因此,两书对于本来的主角.初代幕府将军源赖朝的评价并不高,甚至基于「敌人的敌人是朋友」的逻辑,对赖朝刬除过的敌人都多少带有同情的笔触。其中,最为明显的便是源义经本人。包括我们熟悉的一之谷偷袭战也是从中而来,然后再由后来的《义经记》等小说本强化、修饰而成的。

当然,即便是有了这层政治要素渗入其中,这并不代表《吾妻镜》和《平家物语》便是不可信的史料,经过学者的分析,两者都的确是了解源平争乱至鎌仓时代的根本史料。

然而,我们在《吾妻镜》和《平家物语》里看到的义经,却没有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那幺精彩和详细。例如最为有名的一之谷之战和坛之浦之战也是十分含糊。如果没有后来的《义经记》等小说,以及由这些小说演化而成的剧作辅助、脑补,「义经传奇」本来难以流传下来。

源义经传奇:从落难贵公子变成「满蒙之祖」

有关一之谷之战和坛之浦之战的问题,还有围绕着我们留待下回再谈,这里我们继续追蹤一下义经的传奇在之后是怎样逐渐膨胀起来的。

自从《义经记》成为炙手可热的读物后,人们已渐渐退远离了史实中的义经,改为拥抱着「虚构故事」中的义经。这些故事里都有一个共通的重点,就是比起我们海外读者喜欢的一之谷之战和坛之浦之战,以及义经与他的好战友.弁庆、红颜知己.阿静的故事,室町时代以来的日本人更为喜欢和着墨的,是义经落难后的故事。

对!就是在这些故事里,义经并没有被迫自杀,而是逃到了北方的虾夷之地,成为了当地的英雄,甚至到了后来的版本里,他跟战友弁庆更成为了虾夷人的神明。

这个传说听起来很匪夷所思,但这个说法在室町至江户时代的三百多年里却深深地植入到日本人的心中,甚至在江户时代,幕府编纂日本史时,也不得不在正史(义经自杀而亡)的后面,加入傍注,指「世间均言义经北走虾夷云云」。

为什幺义经逃到虾夷之说会那幺「顺理成章」呢?一方面既因为从一般逻辑来说,南方有鎌仓幕府在,说义经南逃不太合理。加上在室町、江户时代,北方世界就是一片充满谜团的地方,尤其到了江户时代,随着和人进出虾夷地后,与当地爆发冲突渐多,基于佔领者心理,以及当时的国粹思想(日本=神国,虾夷为蛮夷),逐渐形成了一种优越感。

于是当时与虾夷有交流的北方领主,以及商人等都用自己的思想和价值观去理解虾夷人的故事、民谣,配合当时已在日本本土盛行的「义经北走虾夷」之说已深入人心,自然便将义经的故事套了进去,形成了上述虾夷人的神明—义经、弁庆的解释。

这种解释不只是一种自己爽的行为,随着当时的沙俄帝国南下入侵虾夷地,迫使江户日本加紧对该地的控制,上述的意识形态也演变成一种「扩张」的正当理由:夷人的神明是日本的落难英雄,自然应该接受日本人的统治。

为了让这个原本是牵强附会之说变成「历史正义」的事实,在十八至十九世纪,在公在私前往虾夷地的和人纷纷在当地建立纪念义经和弁庆的建筑,如义经神社,以及一些基于虚构故事而特定的史迹碑等。通过供奉、拜祭「虾夷之神」义经来确保日本能永久保护这片「自古以来」的大地。

由于虾夷人没有文字记录,结果以上的「文物」以及「纪录」便任由和人自由加插和创作,再强加成为虾夷人的「记忆」和「历史」。然而,这种意识形态和历史观没有停下来的迹象,反而在后来因为因缘际会之下,获得了複製、倒模的机会。对!那就是蒙古版的义经传奇—「成吉思汗源义经」的登场。

源义经传奇:从落难贵公子变成「满蒙之祖」
成吉思汗
三、满蒙之祖源义经

义经成为虾夷之神的故事只不过是「义经传奇」的一个阶段和版本。到了江户时代,义经的足迹进一步扩大,已不甘于留在蛮荒的虾夷地,而是转向西边,先是改名「义行」,到了同时代女真族的大金国,然后再成为了后来成为了我们耳熟能详的蒙古族伟人—成吉思汗。

不过,在「成吉思汗说」火热起来之前,其实还有另一个版本,就是说改名「义行」的义经直接成为了女真人的一份子,然后辗转成为了灭亡明帝国的满州人之祖。也就是说,在当时的一些故事里,义经又「被祖先」,成为了后金建国英雄.努尔哈赤的祖先!结合后来的成吉思汗说,义经在江户至近代日本里,由一个落难贵公子,摇身一变成为了大海彼岸的满蒙民族之祖。

据民俗学者以及国文学者的研究,「满州人之祖」的说法其实是通过江户时代来到长崎交易的清帝国人民口中,得知了清帝国的建国故事,然后与本国的「义经传奇」相结合而成。对于江户日本人来说,建立清帝国的满州人与虾夷人一样同为「蛮夷」,同样的优越感再次成为了他们改製传奇的潜意识和想像的原动力。

不过,这种说法只停留在市井民间的故事书之中,在民间得到一定的市场,但却没有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当时的知识之士也不曾对这说法有过共鸣。因此,「满州人之祖」之说没有像后来的「成吉思汗说」那样传到我们华人的耳中。

那幺,既然如此,「成吉思汗说」为什幺会在后来炙手可热呢?首先,「成吉思汗说」也是成型于江户末期的十八世纪左右,但跟「满州人之祖」不同的是,「成吉思汗说」的传播有赖一世纪后,在长崎出岛开展洋学推广的德国博物学者:施尔博尔特(Philipp Franz Balthasar von Siebold,1796-1866)的帮忙。

施尔博尔特因故被逐出日本后,在荷兰将自己在日本收集所得的资料整理编辑,于一八五二年写成了《日本》。他将当时日本流传源义经逃到「鞑靼」的故事理解为蒙古,甚至通过自己的论证后,推论义经便是成吉思汗。后来,此书辗转传回日本,并翻译为日文版本后,从而成为了幕末日本人另一个「义经传奇」。

源义经传奇:从落难贵公子变成「满蒙之祖」
施尔博尔特

受到施尔博尔特的影响,自幕末到明治时代,「义经=成吉思汗」的故事开始在日本国内久传。维新政府成立后,随着清帝国衰败,「义经=满州人之祖」的说法没有市场,也失去了价值。

与此同时,帝国主义在十九世纪末急速萌芽后,成吉思汗说为帝国主义者提供了一个方便好用的「大义名分」。加上,明治时代人为了重新认识世界与日本的关係,在研究江户时代以来的洋书时,对施尔博尔特的说法甚为注重,甚至直接以他那个牵强附会的考证为基础,进一步脑补、发展下去。

时间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时代,日本帝国进出大陆地区的现实条件已成,当时顺应国家发展需要,以及自身的民族思想带动下,明治时代的小说家,如福地樱痴(1841-1906,他同时身兼明治时代的国会众议会议员)写下连载小说《支那问罪.义经仁义主汗》,目的就是为日本进一步入侵中国大陆提供舆论。「仁义主汗[Jingisu-kan]」就是牵强地将成吉思汗的蒙古语GENGHIS KHAN(Činggis Qan)以日语音译而成。

自此之后,一直到大正.昭和时代,「义经=成吉思汗」的说法吸引了当时知识分子和军部中的鹰派人士,一九二三年由当时的帝国陆军翻译官.小谷部全一郎(1868-1941)写成,与上述的福地樱痴的作品为基础的《成吉思汗乃源义经也》在日本国内出版。

直至二战战败为止,这本书都是国内畅销书之一,甚至深受推动侵略的军部大力推销,不少支持日本帝国扩张的人士更希望此书能够「为我大日本国史更添光彩」的力作,使世人理解日本的战争是正义之战。

当然,这些想法随着二战的战败,便一起被埋葬在东京审判之中。然而,在战后,「义经=成吉思汗」的说法仍然在日本国内有一定的市场,大约到了六十年代,战争世代开始相继死去后,才慢慢黯淡下来。

以上我们概述了义经传奇的演变史,看到了日本人怎样利用这个传奇去理解自身与他民族的关係,以及当中陆续形成的民族意识。姑勿论我们客观上难以苟同这些牵强附会之说,也无需认真待之,但可以看到「义经传奇」绝非「一天盖成」的飞跃之谈,而是经历了诸多主观客观的複杂因素,才成为我们听到看到的模样。

那幺,抛开这些好事者、故事家的虚构,史实中的源义经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物呢?又,围绕着他的众多故事,有多少是水分,多少是真确的呢?篇幅所限,有关这个部分将留待下集,再为大家剖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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